中国古代对“师德”的要求

汉朝聘教师首先强调“师德”

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中国已设立不同层次的学校。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学记》即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与之相对应的是教师这一职业的出现，对“师德”也有了要求。

早期教师“上岗”一般通过征辟或荐举产生，推荐时不是仅凭关系就能被朝廷聘用，还要有保举状，相当于现代的“证明信”。据《汉官仪》记载，保举状的格式大概是这样：“生事爱敬，丧没如礼。身无金痍痼疾三十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书“某官某甲保举”。

由此可见，西汉时虽然没有“教师资格证”，但对教育工作者的从业资格毫不含糊，要有德行、有学识，还得身体健康，且第一点就强调“师德”：太学博士须“生事爱敬，丧没如礼”。

此后的历朝历代对“为人师表”的教师师德同样都极为重视，且作为是否能从业的先决条件。

对大学教师的品德管理

唐朝时对大学教师的管理已很重视，中央官学的行政主官是祭酒（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间或也要参与一线教学，给学生讲课；专职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三类，他们专职教学育人，不理他务。这些人作为朝廷命官，全都得接受素质和业务考评。

唐朝中央官学对教师订立了专门的考课制度，以决定升迁、奖惩，由专门负责考评的官员“考功郎中”“考功员外郎”负责。教师不论职位高低、资历深浅，每年“小考”一次，3至5年“大考”一次。据清代徐松所编《登科记考》，教学业务上，“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此外，教师素质也纳入考评范围，据柳宗元《河东先生集》的说法，“非博雅庄敬之流”是不可能得到提升的。

北宋时，对教师选聘和素质要求进一步规范，并首创了“教官试”制度：一年一考，三考为一任。范仲淹、王安石等北宋政治家、教育家都曾强调教师上岗要把关，要有素质考核。这种“考”不仅限于教学业务，还包括教师本人的品行操守。范仲淹称“教授应实行专选”；王安石兴学时更专设了挑选学官的考试，强调“必试中而后授”。宋朝还让学生参与到教师考评过程中，有些课程安排多名教师讲授，由学生自由选听，“以较优劣善否”。

明朝对教师素质管理全面制度化。国子监既是教育机构，也是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关，设有“五厅六堂”。“五厅”分别是绳愆厅、博士厅、典籍厅、典簿厅、常馔厅。其中的“绳愆厅”在中国教育管理史上有标志性意义。

“绳愆厅”相当于今教育部或高校的“纪检”，内设监丞一名，类似纪检官员，职权宽泛，负责颁定学习规制、稽察师生勤惰等，连学校财务支出都管。据《元史•百官志》，元朝已设立此职务，协助祭酒搞好教学管理。

明朝绳愆厅不仅管学生，如果教师言谈举止不当，也要像现代《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提出的那样，对其品行进行监管并上报。

对小学教师的要求

唐宋时，对地方和小学教师的选聘与管理和太学一样，都有严格的规范。

明朝时对地方及小学教师的师德要求更加明确。教育家魏校《庄渠遗书•谕教读》称：“教读皆有成人之责，切须以身率人。正心术，修孝弟、重廉耻、崇礼节、整威仪，以立教人之本。”“教读”即教师，明代称师德为“学行”，有学行又叫“有德”，“学行”不好是不可以当教师的。据《庄渠遗书•谕教读》，魏校在督学广东时规定：“教读不许罢闲吏员及吏员出身之官，或生员因行止有亏黜退者，丁忧者及有文无行、教唆险恶之徒。下至道士师巫邪术人等，宜先自退避。”如果隐瞒品德污点将被追查，即所谓“学规已行之日，如有隐情冒教，定行查究”。

明朝的小学和地方教师主要由国子监生、儒学生员、儒士、退休闲居官员等担任，身份相对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容易走上讲台，首先要具备师德，接下来须经过考试选拔，或是经培训合格后上岗。明朝教育家黄佐在其《泰泉乡礼》中主张：“众共推择学行兼备而端重有威者，送有司考选，以为教读。”

为了强化素质管理，地方对小学教师同样有如大学教师一样的“考核”和“督查”机制，涉品德和业绩两方面。明朝黄佐《泰泉乡礼•乡校》称，教师为一方师表：“若有等自谈圣贤，行如狗彘，或阴受财贿，唆写词讼；或恃官长礼貌，挟此凌人；或因师生名分，动辄需索，稍不如意，立致讼端；或因乡党私忿，编排鄙俚诗谣，黑夜匿名窜帖，玷人德行……如有此等，约正、约副、本图老人，以众斥去之。”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还出现了教师上岗宣誓现象，让教师明白自己的职责。《泰泉乡礼》记载，当地社学开馆之日，教读要当众宣誓的誓词为：“凡预此会者，以立教、明伦、敬身为本……”

(摘自2018年4月12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