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

1979至1987年，齐鲁大地悄然兴起了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的热潮，覆盖全省近万个村庄，牵动了各级党委政府、教育部门及几千万农民，持续8年之久。

因这次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涉及诸多敏感问题，怕受干扰，所以一直悄悄进行。然而，“纸里包不住火”，山东进行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的消息不胫而走。进入校改尾声的1987年，国务院、国家教委、财政部的领导来了，兄弟省市的考察团来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红旗》杂志（《求是》前身）等新闻媒体的记者也来了。当他们亲眼看到山东农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时候，均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

我当时担任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主要从事文字工作。来自基层的校改信息、经验、事迹，使我沉浸在惊喜和迷茫中。我作为齐鲁儿女中的一员，既为山东农村教育的伟大创举感到自豪，又对许多问题疑惑不解。比如，校舍改造为什么先从农村特别是最贫困的地区兴起？朴素的山东农民为什么会像当年“支前”一样投入校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普遍原理为什么在山东校改中被颠覆了？

带着这些问题，我于1987年作为省教育厅调查组主要成员，南下泰安、临沂，东去淄博、潍坊、烟台，北赴德州、滨州等市的百余所乡村学校考察。跋山涉水、一路颠簸，行程数千公里，耳闻目睹，撼人心魄。

时值深秋，临沂的崇山峻岭披上了一件金黄色的外衣。老百姓在山坡上放羊、采摘果子，在梯田里掰玉米、收地瓜，喝的是凉水，吃的是煎饼，使用的是原始农具。每进一处村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石墙、草房，空地上晾着一片片白花花的地瓜干，墙上挂着一串串玉米。凭我作为农家子弟的直觉，足以断定当时临沂老区老百姓的生活仍然徘徊在温饱线上。

来到学校，却好像进入了“小康社会”。绝大多数学校新建了校舍、院墙、校门、厕所、操场，新配置了课桌凳，有的学校甚至耸立起气派的教学楼。山东将此称为“六配套”，是省定的校改标准。“六配套”成为当时校改工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流行语。校改工作队进村时，老百姓戏称“六配套”来了。

“六配套”在今天看来，是那么微不足道，甚至有些可笑。办学校难道没有校门、厕所、院墙、课桌凳吗？但此前的绝大多数农村学校确实连这些最基本的办学条件都不具备，“黑屋子”“土台子”比比皆是。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令人心寒心酸。

20多天的实地考察，如一片片烈火灼烧着我的心灵，又如一股股清凉的风吹开我心灵的窗，给我留下一段难忘的情感经历和心路历程，也使我萦绕脑际的疑云一扫而光。

山东校改为什么先从农村兴起？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山东农村大变革的前奏。由于历史的原因，山东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以传统农耕维持生计，徒在圣人面前，却目不识丁、辈辈受穷。改革开放之后，广大农民享受到“政策的红利”，进入“温饱社会”，但由于素质低下，难以从事高效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严酷的现实为农民敲响了警钟：单靠人力，不能致富；要想彻底改变命运，必须靠智力；要开发智力，必须办教育。老百姓的这种朴素认知和动机，成为他们办教育的强大动力。越是贫困的地区，农民的这种愿望就越强烈。“治穷先治愚，治愚办教育。”这是他们从心底发出的呼唤和迸发出的内在动力。为此，许多古稀老人把棺材板扛到学校，白发老太太把卖鸡蛋的钱送到学校，无数老百姓裸背赤脚修建学校，令人潸然泪下。

我在临沂某县看到建在山头上的一所小学。60多平方米的学校院落是老百姓打钎凿石开辟出来的，建了一排东西向的平房教室，教室前建平台、竖旗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冲校门处置巨石，上刻铭文，大意是：吾民世代受穷，饱尝愚昧之苦，决心兴学，造福后代。人均纯收入不足300元，每人捐资百元，建此校，特立碑刻文，昭示后人。村支书穿粗布上衣、补丁裤，满脸沧桑地向我们讲述建校经历，连声说：“俺们没钱，建的这所学校有点寒酸，请省里来的人多多关照。”后来我听说，省里特别为这所学校拨发了补助款。

一般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达则教育发达。这条规律在山东校改中被颠覆了。许多贫困地区对教育的承受能力异乎寻常，其办学水平不输发达地区，说明人的因素会起决定性作用。

1979至1987年的山东校改犹如“八年抗战”，完成了单靠国家投资一个世纪也难以完成的历史性任务。这8年共投资25.5亿元，其中，群众集资23.6亿元，占总投资的92.5%；国家补助1.5亿元，占6.3%；其他0.4亿元，占1.2%。90%以上的农村学校实现了校舍、院墙、校门、厕所、操场、课桌凳“六配套”，1000多万名中小学生告别了“黑屋子”“土台子”，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室，为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系山东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原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