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心底的“蝈子笼”教室

1971年2月，刚刚走出荣成二中校门的我，接到东山公社通信员送来的油印通知，让我到联办中学报到。

看到盖着公社大红公章的通知，我傻了眼。当时，老百姓中流行一句话：“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再加上那时教师是“臭老九”，不吃香，我生怕“入错行”，干上“吃粉笔面子”的苦差事。看我噘着嘴、绷着脸、唉声叹气地吃不下饭，母亲劝我说：“当老师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再也不用撅腚巴胯推小车了。”

第二天，我瞒着父母来到公社，想打退堂鼓。听我说明来意，公社文教主任王学玉笑着对我说：“眼下正在扩建联办中学，师资力量奇缺，公社专门去二中求援，陈生校长第一个推荐你当老师。你回去再掂量掂量吧！”一听这话，我的脸唰的一下红到了脖子根，心想：陈校长如此信任我，我可不能“不识抬举”。

几天后，我带着公社通知和用小麦、地瓜干兑换的粮票，去联中报到。就这样，我当上了每月能拿21.5元补贴的民办教师。后来，经过县五七红校（师范）的培训， 我于1972年调往于家联中，担任语文老师兼四年级1班班主任。

于家联中是原有完小的“升级版”，属公社南片9村的“最高学府”，校舍全部借用民房，有8个教学班。那时，村里还没通上电，到了晚上，十几位教师只能凑到桌子中间，借着玻璃罩子煤油灯的昏暗灯亮备课、批改作业。风从门窗缝里钻进来，吹得油灯忽闪忽闪的，老师们浑身煤油味，鼻孔被油烟熏得通黑。

我班教室是离校本部最远的3间旧草房。这里以前是生产队的饲养室，后来砸掉屋内锅台、土炕和间隔房间的“壁子”，拆除院里的牛棚、猪圈，就变成了中学生的“新学堂”。因为房屋极其窄小，村民和学生戏称其为“蝈子笼”教室。

教室讲台上，两根木架支撑着一块掉了漆的木头黑板；老师一写字，黑板就摇摇晃晃、嘎吱嘎吱响个不停。讲桌上，一只老式马蹄表嘀嗒嘀嗒地跑着。讲台下，近50名学生坐在自带的马扎或小板凳上，书包放在坑洼不平的泥地上，课本捧在手里，膝盖成了“课桌”，人挤着人，肩挨着肩，书碰着书，伸不直腰，挪不动腿。

夏秋时节，南风一刮，距教室二三十米远的露天茅房的恶臭直往教室里钻，蚊子、苍蝇嗡嗡叫着往脸上撞。教室里闷得像个蒸笼，老师和学生脸上的汗珠吧嗒吧嗒往下滚。赶上下雨天，雨水顺着风从门窗往里灌，打湿了坐在南墙边学生的书，逼着学生向北边挤。教室里像罩了一层黑布，老师站在讲台上能恍恍惚惚地看见学生闪亮的眼，学生却看不清楚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

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作为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小老师”，我把学生当亲人。在语文课教学中，我不端架子，与学生平等相处，开展启发式教学，进行对话式互动，教学相长。那时，“蝈子笼”教室虽小，但透过窗户照进来的缕缕阳光，辉映着学生们清澈的眸子，学生清脆的读书声充溢其间。

为尽早告别“蝈子笼”教室，公社、联中和辖区9村达成“三方协定”：各自独立承建3间教室，用工、用料和时限、质量一包到底。学校其他设施所需石料，由师生勤工俭学解决。

是年秋，新校筹建的序幕紧锣密鼓地拉开。每当大海退潮时，学校便组织师生利用课余时间，推着小车到南海草岛捡石头。一群阳光灿烂的学生，头顶海鸥展翅的蓝天，脚踏浪花亲吻的海滩，憧憬着新校园，撒着欢儿拼命干。一次，学习委员一不留神脱了手，长满青苔的石头砸在右脚踝上，鲜血顿时流了出来。看到学生受伤，我心里比刀子扎还难受，马上让班长找来几条干净的手绢，为其扎紧脚踝，将其扶上自行车后座，送往附近的卫生室。医生为其清洗完伤口，没有打麻药，硬生生缝了七八针。这名学生咬着牙，汗水一个劲儿往下滴，还强装笑脸说：“老师，我不疼，没事。”我怀着歉疚之心送学生回家，慈眉善目的大娘安慰我说：“孩子伤了脚，老师和当爹妈的都心疼。这点伤过几天就好了，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听完家长的话，我禁不住湿了眼眶。

1972年底，征兵开始。自小受14岁参加八路军的父亲和身在军营的舅父、舅母的熏陶，我心中始终萌动着参军报国梦。当时，我已到入伍的最高年龄杠，便毅然决定应征。王启仑校长和师生舍不得我走，请来公社文教主任开导我，并打下明年优先推荐上大学的“包票”。我连声道谢，好言婉拒。新兵集结那天，全校师生泪眼汪汪，奏乐打鼓，夹道将我送到村北大路上。从此，我告别了那间盛满师生无限回忆的“蝈子笼”教室。

27载军旅生涯一晃而过，当年的“蝈子笼”教室早已荡然无存，曾经的“小老师”也变成了“小老头”，但我却时常梦回荣成那片美丽的故土，仰望南来北往的鸿雁，牵挂天南海北的学生。我仿佛听到，“蝈子笼” 教室的读书声还是那么清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