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与它的守护人

敦煌，古丝绸之路上的枢纽，世界四大文明、六大宗教与众多民族的交融之处。这座城市曾是繁华的商贸重镇、文化中心，后来归于沉寂。直到20世纪初，随着藏经洞与壁画、文物的重现以及大量国宝的流失，国人才心痛地发觉，敦煌需要合格的守护者。

敦煌研究院创建于1944年。常书鸿是研究院的创始人，开始了对莫高窟的管理与守护工作。常先生早年在法国留学，只因在异乡偶见伯希和整理的敦煌壁画图录，心旌摇曳，归返敦煌，余生几十年就留在敦煌。段文杰于1984年任第二任院长，扩建了敦煌研究院，在新时期继续拓展研究、保护敦煌的各项工作，并且开始了国际间的合作与共同研究。

樊锦诗在1998年成为第三任院长，花甲之年不解战袍，直至2019年方才卸任。在她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不断引入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手段，改善生态环境，实施整体、综合、科学保护，拓展研究领域，加强国际合作。其间，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开展“数字敦煌”的影像拍摄与数据库建设工作，既推动了敦煌研究与文保事业的深入发展，也让公众与世界更加了解敦煌。今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这是国家最高荣誉。

这本《我心归处是敦煌》是樊锦诗晚年的口述回忆录，今年刚刚完成，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整理撰稿。她和樊锦诗结缘于敦煌，因敦煌而成为莫逆之交。

在这部作品里，樊锦诗把她的人生经历与敦煌的历史、敦煌的文物保护工作串联起来，并且深情回忆师友诸朋。除常书鸿、段文杰外，我们还看到宿白、苏秉琦、季羡林、饶宗颐等前贤的身影。他们的人生都与敦煌密切相连，敦煌也因他们更辉煌。

除对敦煌历史文化的梳理、学术探讨或故人忆旧，该书最珍贵、最让人感慨的，是樊锦诗以朴素平实的语言讲述的个人的一生，或者说，她所呈现的真实的敦煌人的悲欣哀乐。这部作品并不昂扬，而是真诚的袒露，因而格外动人。

“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樊锦诗说道，“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樊锦诗的父亲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高才生。受父亲的影响，樊锦诗从小学习成绩优秀，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于1962年去敦煌实习。其间，因水土不服而疾病缠身，所以，她并没有毕业后留在西北的打算。但在那时，她必须服从组织的分配，只能告别杭州舒适的家庭条件，与同班男友异地恋。原以为，几年后就能调离，想尽办法却始终无法获准。

书中，樊锦诗屡次表达爱人老彭为她所做的牺牲，她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不称职，她与孩子分隔两地造成的亲情的疏离。她心里有多少痛苦啊！时代在一个人身上打下深重的烙印，所有敦煌人都有类似的经历。《维摩居士大乘经》有言：“欲得净土，当净其身。”敦煌召唤他们前去，敦煌为他们敞开门扉，敦煌也欲索取代价，要他们以身为祭。

家庭与工作，个人与国家，如果无法兼得，要怎么办呢？如果没有犹豫、没有挣扎、没有割舍，还能称得上奉献吗？这种纠结与升华，让人唏嘘，让人感佩。

樊锦诗并没有预料到自己竟然会在敦煌待那么多年。有过怨、有过厌，消极怠工，甚至脱岗半年，与丈夫、孩子留在武汉。也是因为离开，让她越发看清她与敦煌早就难以分离。有现实的因素，老彭一人的工资难以支撑一个四口之家，组织的压力更让人难以抵挡。夜不能寐，心绪难安。樊锦诗想着自己的志愿，想着陈寅恪先生说的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想着她的恩师，想着她的同事，他们同样承受着伤痛，在荡世流离，最终埋骨荒漠。

因为“简单相信，傻傻坚持”，就这样，活在一块土地上，日复一日，终究与它长成了骨肉。她在敦煌工作５７载，由风华正茂的江南少女熬成了白发苍苍的西北老妇，由懵懂无知的青涩学子成长为胸襟广阔的渊博长者。执守、沉默，孜孜做事，与敦煌一起经受风霜雨雪，经受严寒酷暑，经受无望与希望，迎来涅槃，迎来重生。

这就是敦煌与它的守护人。“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