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度·力度·高度

招生试题的难度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社科院任职的钱钟书开始招收唐宋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北大有青年教师想考入他的门下，托钱钟书的弟子和同事王水照请问钱先生要看哪些参考书。钱钟书回答：“用不着什么准备，准备也没有用。”[1]

为什么这样说？其后考卷上的试题似可作答。例如，试卷上抄录了若干首无主名的诗作，要求考生辨认出它们是学习唐宋哪些大家的风格。试卷上还抄录了白居易的一首代表作，要求考生回答其中有否败笔，为什么是败笔，等等。[2]

对这样的考题，帮助钱钟书评卷的王水照认为，“难度或许偏高，却是对考生艺术分析能力的真正测验”[3]。这说明，试题所以有“难度”并且“难度偏高”，就因为钱先生要“测验”的是他最看重也最关注的考生的“艺术分析能力”。能力是人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动力量；它不同于知识，无法记忆、积累和供人参考，自然也就无可“准备”，“准备也没有用”。

课堂教学的力度

试题是命题者教育思想、教学实践的映象。能力包括艺术分析能力的培养，是系统工程，它比相关知识的灌输或获取要复杂和困难。钱钟书在教学实践中是如何迎“难”而上，下力培养学生艺术分析能力的？他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执教文学史课的一些教学侧面表明，他的做法是：多措并举，加大教学力度。

一、教学内容的启示力

日军入侵中国后的1938年9月，“心忧国事”的钱钟书、杨绛夫妇携女儿从法国巴黎回国。被西南联大破格聘为教授的钱钟书在外文系开了三门课，包括大一英文和两门文学史课程。他为高年级学生开设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当代欧洲文学》（一说《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和《20世纪欧洲小说》）两门课，没有现成的课本和参考资料，讲义全由自己编写。尽管钱钟书一再表示“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但他编写的讲义和他的课堂教学却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著……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4]。钱钟书如此重视西方文学创作的思想源流及演变，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西方文学发展的全貌，为他们认识和评判具体文学作品的价值意义提供背景支持，也免却学生在文学论析中的不得要领或褒贬失当。学生李赋宁回忆说：“上了钱先生的课，开始体会到研究西方文学必须重视西方思想史。”[5]

二、教学语言的感染力

“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是语言。”[6]（茅盾）讲授文学史课程，离不开与之相匹配的文学语言；撰写艺术分析文章，要做得文气盎然而不致沉闷枯燥，也需要语言的助力。所以钱钟书在编写讲义时，对所授内容的表达用语多有斟酌，使其课堂教学语言既有学术性的严谨，又有性格化的洒脱，可谓形神兼备、悦耳铭心，具有特别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学生许国璋在《外语教学往事谈》一文中说：“（钱）师讲课，必写出讲稿，但堂上绝不翻阅，既词句洒脱，敷陈自如，又禁邪制放，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7]这既是钱钟书教学语言感染力的有力说明，也是钱先生教学语言影响力的生动注脚。

三、教学评判的说服力

文学史课总要有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而一种评价，一个判断，必须有理论和事实的支撑，必须其事凿凿，其理服众。钱钟书在课堂上评论作家作品，除了出自他本人研究心得的准确到位的评判，他还在黑板上写出拉丁、德、法、意大利等各种语言的引文来旁证他的论点，从而使他对作家作品的评判雄辩有力，无可置疑。同时，这也给学生做了如何做学问、如何评论作家作品的示范。李赋宁曾感叹说：“钱先生引导我们进入西方文学研究的殿堂。”[8]

四、教学指导的推动力

任何有意义的教育教学，都应能引起学生思考的推进、行为的改变、能力的增强。为了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分析能力，钱钟书注重引导学生参与文学活动，使学生在亲近文学、与文学作品的直接接触和深入思考中，感知作品呈现的纷繁世界，领悟作者的艺术匠心，激发他们对文学作品的审美鉴赏和分析评判的热情。比如，他讲西方文学中的意识流创作，就让学生阅读法国意识流小说大师普鲁斯特的作品，特别是基于作者回忆和联想结构而成的那部气魄宏伟、布局严谨、语言蕴藉的意识流小说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也称《追寻逝去的时光》）。他讲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创作能代表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精神，就让学生阅读拉伯雷以民间故事为蓝本，采用夸张手法塑造“巨人”形象，宣扬人文主义者个性解放思想的长篇小说《巨人传》英译本，并要求学生研究拉伯雷的语言特点，模仿拉伯雷的夸张手法进行写作练习。所有这些，不仅使学生对作家的创作过程和各自创作风格有具体的了解，真切地感受到文学作品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扩展了他们文学鉴赏的视野，而且促使学生由对文学作品表达艺术的品赏跨步到对西方文学创作方法的实践和体验。有的学生就跃跃欲试，想要文思飞动，创作中国的现代小说和诗歌。

教学思想的高度

由上述可知，为了提高学生的艺术分析能力，钱钟书在课堂教学的每个环节都秉要执本，且步步实招，以大力度的教学“克难制胜”，取得良效。这是钱钟书“从难处入手”“要有铁肩膀，能扛重担”的写作和治学原则在课堂教学中的体现，更是他面对国势校情的行动回应。

在日寇侵凌，祖国河山被践踏，生灵遭涂炭，国家、民族面临危亡之际，西南联大为护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在校歌中）发出“中兴业，须人杰”的庄严而急切的呼唤。这呼唤，如国诏将令，教师倾智尽责施教——“教书也是抗战”；学生激情满怀向学——“读书为了救国”。正如杨振宁真切诚朴的回忆中所说：“当时在联大学习，老师和我们这些学生，就是带着一股劲儿讲课和学习，那就是，我们不想让日本人把我们的文脉断了。”[9]其情其景，令人动容。

怎样把联大师生的良好愿望变成铁打钢铸的现实，坚守并赓续支撑我们民族历久而生生不息的浩荡文脉——抗敌御辱、独立自主、造福人民的传统精神，勤勉敬业、守正不阿、立己达人的文化人格？在教师一面，就要竭尽全力培养满腔爱国热忱的联大学子，切实提高他们实现报国理想的专业能力、实际本领，使之成为既有以身许国的志向和忠勇，又有赤心报国才能和底气的“人杰”。正是在这个关乎人才培养的根本问题上，钱钟书重视培养联大学生专业能力的教学思想和教学实践，与联大培养“人杰”的教育目标，与国家、民族亦即党和人民对联大师生的殷切期盼高度契合。这或许就是当年钱钟书先生教学境界的价值所在吧！

注

[1][2][3]王水照《钱钟书的学术人生》18页，中华书局2020年11月北京第一版。

[4][7]孔庆茂《钱钟书与杨绛》85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

[5][8]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163、162页，三联书店2008年10月北京第一版。

[6]左惠主编《10001条终生受益的名人名言》48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9]李晓明《九零后：寻找西南联大的年轻人》，《读者》2021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