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不失为万家的“家书”

著名学者黄克剑曾言：“教育的话题沉重而充满希望，我们从这里祈想明日。”此言不虚。换言之，立德树人的话题亦充满希望。立德树人离不开对经典的尊重、礼敬与亲近。大力推动经典阅读，是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和有力抓手。

“经典”的范围很广，这里特指书籍中的经典。有人指出：“凡是被称为经典的东西，起码应当具有历史的积淀性、广泛的认同感和文化的影响力。”的确如此，经典必是高度凝练的精华、群策群力的结晶、跨越时空的传奇、版权公有的瑰宝。经典是对其产生时代所存在问题的智慧解答，经过千百年传承延续，仍然历久弥新，“活”在当下，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并将陪伴我们走向未来。

近年来，随着国家全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华传统经典的价值日益凸显。那么，中华传统经典具体包括什么呢？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历代贤达硕儒也都不约而同地为我们列出了大同小异的书单。如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源性典籍”概括为“三玄四书五经”。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角度出发，经典阅读则首推儒家经典。

清华大学教授陈来曾专门把儒家经典体系划分为三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五经”，经孔子编辑修订，到汉代正式确立“经典”的地位；第二个系统是“四书”；第三个系统是“道学”著作，“其内容更为广泛，包含了从本体论到知识论的新建构”。“四书”由宋儒朱熹编订并被抬高至经典的位置。它们以“五经”为基础，是对“五经”在价值理念上的浓缩提炼。用朱熹本人的话讲，“五经”是粗禾，而“四书”则为精米。朱熹以后，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便成为传统中国人最核心的经典之作。

针对“四书五经”，如学者姚中秋所言，这些经典“非止儒家之经，而为华夏—中国之经。”我们完全可以说，“四书”与“五经”，既是儒家的，也是超越儒家的，堪为整个中华典籍宝库的典型代表。今天，我们依然要回到作为传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之源头的儒学那里，从中选择与立德树人有着最为紧密关系的经典，将其融入国民教育，特别是儿童、青少年教育。

就“四书”而言，最受人推崇的一部经典，当属《论语》。梁启超说：“《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论语》乃孔子访谈录，具有4个突出特点：一是场景性，二是互动性，三是凝练性，四是系统性。今人把《论语》视作“东方《圣经》”，不无道理。《论语》作为立德树人、启智润心的重要思想源泉，其对今人的主要价值体现为：明晰人生方向、坚定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一言以蔽之，《论语》是传递如何做人之智慧的学问。正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所言：“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

除此之外，有的学者把中华传统家训也列入经典阅读范围。回看传统中国大家族内流传至今的家训家规家书，本质上跳不出立德树人的主旨大意。每一部较为系统的传统家训都堪称一套涵养君子人格的“方法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意义，可谓是“一家之语而共之天下”。清代学者王钺在《读书业残》中评价享有“家训之祖”美誉的《颜氏家训》道：“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当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跨越血脉延续的窠臼，缔造文脉传承的共识，将家庭教育扩大为社会教育，先读出自豪感和归属感，再读出使命感和责任心，当是今人在阅读以儒学为底色的中华家训时应秉持的一种重要观念和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不失为万家的“家书”。

还有人曾提出，世界各民族、各文明体系几乎都有自己的经典文本，中国人不一定非得阅读本民族的经典，读其他民族的经典，同样可以劝人向善、培养好人。对此，我们的回应是，并不否认外国经典的价值所在，但仍需把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经典阅读对象首先界定在中华传统经典上。“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儿童、青少年优先在母语语境中接受民族经典教育，让民族文化基因在心中生根发芽，有助于增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和尊重，培养他们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自豪感和归属感。这本身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

（作者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