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学生的“愤”与“悱”

通过“启”与“发”，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导他们主动学习、自主学习，是孔子教育的一大特点，即《论语·述而》中提到的8个字“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到学生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想说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

对老师而言，重点是“启”与“发”；对学生来说，重点则是“愤”与“悱”。愤，即“心求通而未得”，心中有一股力量，眼看要喷涌而出，却在最后关头被压制住了；“悱”，即“口欲言而未能”，有强烈的发言欲、表现欲，却不知如何去说。

纵然孔老夫子提倡“有教无类”，但他老人家也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做不到“愤”与“悱”的学生，孔子其实也不想再教他了。因为孔子的私学，是“大人之学”——这个阶段的学生，理应具备足够的自主学习能力。

“愤”，可以理解为“发愤”，有强烈的学习动机；“悱”，从表现欲引申开来，可理解为“把所学表达出来，学以致用”，有“让知识变现”的味道。“发愤”，是学生对自己的内在要求；言语表达，则需要把所学的东西，经过大脑的思考、整理，加以再现甚至升华，这个过程难度更大。一道题目，学生自己掌握得差不多了，让他讲解一下，却未必讲得出来；知道“应该这么做”，却说不出“为什么这么做”——这就是“悱”。“悱”，既是学习的过程，也是“知识变现”的过程。对孔子门生而言，完成“知识变现”后更进一步，就是出仕做官了。

“愤”和“悱”是有区别的。“愤”，源自内心，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悱”侧重于外在动机——要么是表现欲，要么是“知识变现、学有所成”的目标感。无论哪一种，孔子都会因势利导，加以启发。

“心求通而未得”的一大表现，是喜欢提问。《论语》中，不乏学生再三追问的例子。孔子很多经典名言，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都是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说的。这些理念，可能早就存在于孔子脑海之中，只是学生不提问，就不会被记录下来；也有可能是学生的提问给了孔子以灵感，让他即兴说出了这些“金句”。

“发愤”，还表现为有竞争的主动性，敢于竞争、乐于竞争。《论语·述而》记载，有一次，孔子对学生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就是说：“（当政者）用我，我就好好干；不用我，我就藏起来（修炼自己），能到这种境界的，只有我和你（颜渊）吧！”学生子路听了，很不服气，“竞争欲”被激发——也就是有点“愤”了——于是插嘴道：“子行三军，则谁与？”就是说：“您如果带兵打仗，会带谁去呢？”意思是：“舍我其谁？论武力值，颜渊肯定不如我！”

学生“愤”了，孔子正好开始“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就是说：“赤手空拳去打老虎、不用船去渡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是不会和他合作的。我的合作者，一定是做事之前谨慎、恐惧，擅长谋略并最终完成任务的人。”

不得不说，孔子的“启”，相当有针对性。子路勇武，在“勇”上下功夫多；孔子则提醒他，光有武力不行，也要在智谋上用力。这是典型的学生“愤”、老师“启”。

学生子张曾经向孔子请教如何“干禄”，即如何获取俸禄，也曾问孔子如何“通达”。年轻的子张将学问“变现”、进入仕途的欲望，较其他同学而言，似乎更为强烈。在他“口欲言而未能”的时候，孔子进行了点拨——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论语·颜渊》）

子张问老师：“读书人怎么才算‘达’呢？”他心里想着如何通达，却说不出来，这是典型的“悱”。孔子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你所说的‘达’是什么意思？”子张说：“在诸侯国做官，能有一定的名望；在大夫家里工作，也能有名望。”孔子纠正说：“你这叫‘闻’，不叫‘达’。”随后，就“达”和“闻”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想必子张听后会豁然开朗。

由此可见，孔门学生之所以杰出，重要因素之一，是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感和竞争意识。愿意竞争、敢于竞争，便容易发愤；目标感强，积极入仕，就会带来表现欲。这与当时乱世中的“隐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者系高级编辑，长期从事教育和历史研究领域的写作、普及传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