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童”变“神笔”：生命有万千可能

2024年9月开学那天，我站在一年级教室门口，深吸一口气，这是我从教以来第一次以班主任的身份接手一年级。教室里，课桌排得整整齐齐，窗台上摆着几盆绿萝，阳光透过玻璃洒在黑板上，映出我写下的几个大字：“欢迎小朋友们！”

初见小杭：那支折断的铅笔

走廊尽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男孩像风似的冲进教室，书包“咚”地砸在课桌上，铅笔盒“哗啦”散了一地。他仰起脸冲我笑，露出缺了两颗门牙的豁口：“老师！我要坐第一排！”这就是小杭，一个让我在教育路上学会“蹲下身”的孩子。

开学第一周，小杭的名字就成了办公室老师口中的高频词。数学老师揉着太阳穴抱怨：“这孩子上课满教室跑，我追都追不上。”音乐课更是一场“灾难”：他踩椅子、拍桌子，甚至钻到讲台下学青蛙叫。最让我揪心的是语文课。每当我在黑板上写字时，身后总会传来“咔嚓”一声——那是小杭在掰铅笔。短短3天时间，他折断了12支铅笔。

那天下午，我蹲在他面前，试图捡起地上的铅笔头。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眼睛亮得惊人：“老师，你看！这根断铅笔像不像一把剑？”我愣住了。他挥舞着铅笔，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我要当大侠！唰，唰，唰！把坏人都打跑！”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或许折断铅笔不是因为顽劣，而是有一颗被误解、充满幻想的心。

抽屉里的秘密：一幅“会说话的画”

“多动症”“注意力缺陷”……其他老师悄悄告诉我有关他的诊断建议。我问小杭妈妈：“小杭喜欢什么？”他的妈妈说：“孩子喜欢画画，他想当神笔马良。”傍晚，我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盯着小杭抽屉里揉成一团的画纸发呆。纸上是歪歪扭扭的线条：一只长着翅膀的恐龙，正在喷火燃烧云朵。

第二天晨读，我把语文课本卷成望远镜，神秘兮兮地对全班学生说：“今天，我们要去童话王国探险！”学生们兴奋地凑过来，只有小杭缩在角落里撕纸片。我不动声色地走到他身边，突然压低声音：“小杭，国王说需要你的神笔救急！”他猛地抬头，我摊开手心——是他昨天画的那张恐龙。“这只恐龙能带我们飞过生字山谷吗？”我问。

那节课，我们真的“飞”了起来。小杭举着画，结结巴巴地编故事：“恐龙……恐龙用尾巴甩出拼音‘a、o、e’。”学生笑得前仰后合，我却悄悄红了眼眶——这是小杭第一次完整地听了一堂课，没有任何捣乱行为。下课时，他往我手心塞了张纸条，上面画着戴眼镜的恐龙（他说那是我）和举剑的小人，角落里歪歪扭扭写着“齐大侠和杭大侠”。

我们的约定：走进春天

聊城的4月，海棠花开得正好，可小杭的“多动”却随着春意愈发躁动。那天上课，他又把橡皮切成碎末撒向窗外。我正要制止，却听他喃喃自语：“下雪了，爸爸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上班了？”我突然想起家访时小杭妈妈说过的话：“孩子爸爸经常加班，晚上回来得晚，早上又很早出门，父子俩见面的时间很少。”

第二天，我将学生带到操场上。“今天，我们来找春天，不过——”我故意拖长声音，晃了晃手中的风筝，说，“谁要是找到课本里的‘春天’，就能获得‘神笔大侠’的颜料！”学生们尖叫着散开，小杭却蹲在草坪上不动。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蚂蚁正排着队搬运花瓣。

“老师，你看！”他突然拽住我的衣角，说，“蚂蚁在给春姑娘送聘礼呢！”这个从《西游记》里听来的词，被他用得充满诗意。我们蹲在校园的一角，用粉笔在地上写下“小花”“春天”。他忽然说：“要是爸爸能看见蚂蚁搬花的春天该多好！”那天放学，我送他一套彩色铅笔，对他说：“每天画一幅‘会说话的画’给爸爸看。”

师者初心：种一朵“会飞的花儿”

如今的小杭依然会折铅笔，但那些铅笔头变成了“生字魔法棒”；他依然爱乱跑，不过是跑着帮同学捡风筝。有一次，他在东昌湖边捡了一片枫叶送给我，叶脉上用水彩笔写着：“齐老师是春天派来的恐龙妈妈。”

放学铃响了，夕阳把教室染成蜂蜜色。小杭塞给我一幅画：一名穿裙子的老师站在彩虹上，手里牵着戴斗笠的小农夫（他说这是陶渊明），底下有一行夹杂着拼音的话：“老师，等我长大，要zào一所会飞的学校，zhuāng下所有不听话的星星。”

我忽然想起《论语》中的“仁者爱人”，想起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教育，首先是关怀备至地、深思熟虑地、小心翼翼地去触及年轻的心灵”。

所谓师德，不是高高在上地训诫，而是俯下身，看见每颗星星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轨道；所谓教育创新，不过是让教室足够辽阔，容得下恐龙的翅膀、蚂蚁的诗歌和所有等待破茧的春天。窗外的柳絮飘进来，轻轻落在画纸上。我知道，又一朵花儿要“起飞”了。

在聊城这座运河古城，在无数个与“小杭”们相遇相守的清晨与日暮，我愈发懂得：最美的育人实践，莫过于用虔诚的等待见证生命的万千可能。

（作者系聊城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