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圣先贤的教子智慧

不论古今中外，家庭教育都是重大时代课题，容不得我们轻视。我国古人在长期摸索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教理论。其中最核心的育儿经验和教子智慧，历经千百年的岁月沉淀和实践检验，至今仍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笔者认为，就教材内容而言，古代中国少儿教育的底色可概括为“儒学+博物学”。“儒学”侧重修身养性、培根铸魂，属“成人”教育、道德教育；“博物学”追求博学洽闻、格物致知，属“成事”教育、知识教育。传统经典蒙学教材“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所涉名目虽然繁多，也无外乎儒学与博物学两种学问之“干货”的系统性综合。

提到古代家庭教育，人们往往会想到孔氏家族的“诗礼传家”。这源自《论语·季氏》中的“过庭之训”。孔鲤两次经过庭院，都被孔子叫住，孔子分别教导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孔鲤听从父亲的教诲，退而“学诗学礼”。搜诸文献会发现，孔子对独子孔鲤进行专门教导的史料并不多，留存至今的某些片段便显得弥足珍贵。

“诗”与“礼”，二者分别对应着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诗”即《诗经》，孔子以为不学“诗”则短见薄识，与人交谈会笨嘴拙舌、辞不达意。他还指出，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不正是在强调“博物学”嘛！“礼”集中在《仪礼》之中，孔子以为不学“礼”则不懂人际规范和生活习俗，如此便无法在社会上立身行事。他也强调，“博学于文”的同时还要“约之以礼”（《论语·颜渊》）。这恰恰是儒学理念之精义所在。当然，这并非说“诗”中只有知识，“礼”中只讲道德，二者界限其实并不明显，孔子这里只是突出了每部经典的一方面功能。

孔子教子，在《孔子家语》中也留有一条记载。他告诫孔鲤“君子不可以不学”，指出世上只有学习这件事可以让人整天面对而不生疲倦。至于具体学习内容，孔子没有在交谈中明确，这就需要参照《论语》来理解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孔子一贯倡导“君子教育”，注重把人培养成“精神贵族”，这一目标在教导弟子和规训儿子上是没有区别的。此后，历代文人士大夫，往往参照“学诗学礼”的圣训来制定本家本族的行为规矩和生活准则。

至于孔子为何不曾给独子以更多的直接教诲，学界多围绕“君子之远其子”（《论语·季氏》）和“易子而教之”（《孟子·离娄上》）等话语来进行阐发。孟子指出，父教子则极易导致父子关系恶化；此后的班固、颜之推等人也都认为有些针对少儿的教学内容并不适合在父子之间传授，比如“阴阳夫妇变化之事”（《白虎通义·僻雍》）。元代学者陈栎在《定宇集》中把少儿教育分为“亲传之教”和“师傅之教”，认为二者并行不悖。但古人并未因此轻视或否定家庭在少儿德育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否则，又何来“养不教，父之过”之说？

清代名臣张英著有家训《聪训斋语》，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受到曾国藩等人的大力推崇。张英本人在全书开篇即指出，自己只靠四句话来立训，那便是“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这可谓是全书的核心思想。

细品张英四句家训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前两条是一组，为成才持家的基础性要素，分别涉及精神追求和物质生活；后两条是另一组，为成才持家的关键性要素，分别关乎道德修养和社会交往。而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则在两组中都有对应：“读书者”“积德者”指向道德教育，“守田者”“择交者”则偏重知识教育。

笔者在为青少年举办讲座时，曾提出一个观点：既要仰视世人，又要俯视人世。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倡导以儒学价值理念立身，将传统智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秉持仁爱之心，由“亲亲、尊尊”扩展到爱护整个人类；另一方面，也要带着“博物”的包容立场和开放心态，吸纳各种知识，掌握多样技能，在此基础上以“俯视”的视角观天下、阅人世。这既是一种君子教育，也是一种博雅教育。

曾听一位学者讲，一名合格的父亲，应当做到“生、养、教”的“三位一体”，强调父亲不仅是孩子的生命来源，更要承担抚养义务，并在人格塑造、价值观引导上发挥教育引领作用。父母之于子女，生而不养，或养而不教，都算不上合格。至于教什么，“三观”必排首位，所谓“蒙以养正”（《易经·蒙》）。翻读中国古代著名家训可见，普遍存在一个显著特点：长辈往往通过立训来亲自承担子女的“成人”教育，以君子人格铺就他们的生命底色。如《了凡四训》所列“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德之方”“谦德之效”四个方面，全都不涉及具体知识层面的东西。当然，他们也鼓励子女追随师长接受“成事”教育并为之提供条件，毕竟“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认识到这些，对于我们正确把握今天家庭教育的使命和任务，无疑将产生重要的启示作用。

（作者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