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乡土叩问“社科何为”.
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晰地回忆起高中时第一次读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篇《科学作为天职》的那个午后,带着一股“不求甚解”的求知激情,把那篇鼓舞无数青年学子踏入知识之途的演讲词打印出来,夹在随笔本里。在许多个晨读和晚课间,我细细地品读、揣摩。在铿锵词句中,一个于巨变时代仍信守“清明智性”的思想者的面容愈发清晰,社会学的魅力也在我的心田悄然扎根。
高考后,在山东大学综合评价面试的志愿表上,我庄重地勾选了“社会学”这一选项。这个抉择虽然笃定,却也“鲁莽”。因为那时,我对社会学的理解,其实还局限于某种探究并回答“大问题”的知识理想。然而,正是这个发乎本心的抉择,开启了我在乡土间叩问“社科何为”的知识与实践之旅。
2022年9月,我来到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踏上了一条以体系化方式进入社会学专业领域的路径:连接古典与当代的理论原著细读,为我摹画出社会学学科演进的历史图景;融通质性和定量的分析技术实操,给我提供了解析复杂社会事实的方法策略;聚焦农村、教育、家庭等具体问题域的分支学科研修,则向我呈现出社会学始终与社会变迁气脉相通、与时俱进的问题意识……山大社会学的课程体系虽然触达多元议题,但其内在的知识逻辑却紧凑而致密,让我深入地体悟了社会学的知识关切与实践品格。
师生间的教学相长,则让我在不同思想资源的汇流与争鸣中对“社科何为”有了更富学理性的理解。我的本科生导师梁栋副教授执教“社会问题研究”“政治社会学”等课程,正是在他的悉心指点下,我对“乡村治理”这一从基层出发观照中国社会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执教“社会心理学”的马广海教授常从精妙的社会心理情境入手,牵引出其背后复杂的本土社会变迁命题,使我们在研讨途中生发出新的兴趣与思索;执教“组织社会学”的王昕副教授则为我理解基层中国的学术探索注入“组织学的想象力”……这些在我求知途中倾囊相授的师长,手把手地将我引入社会科学的殿堂,使我摒除骄娇二气,在经典中沉潜、向田野中证成。
如果说,校园内的知识研习让我体会到了社会学的理论美感,那么真正让我对于“社科何为”产生实践性理解的,则是一次次深入乡土、“把双手弄脏”的具身实践。
2024年9月至10月,在学院的资助下,大三的我作为调研员参与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4)的山东省问卷发放工作,走遍德州、潍坊、泰安等地近10个村庄。在背起笔记本电脑和调查手册准备启程前,我想象着与村民依循技术流程顺利交谈、完美结束数据收集任务的场面,不禁心生雀跃。然而,走上田埂后的现实遭遇,却毫不留情地给了我“当头一棒”:多数村民因“秋忙”而无暇接受访问,即便同意受访的村民也常常难以理解结构化问卷中抽象且疏离于日常生活的发问逻辑。
沟通频频受阻,调研几欲停滞。
站在田野边,我紧握着调查手册,双手沁出阵阵细汗。从那一刻起,我逐渐明白:社科研究不应止步于书斋中自得的理论推演,而应切身体察基层生活中流变不居、非程式化的现实情境,这样才能捕获那些最具根本性、紧迫性与揭示性的“真问题”。
可对我来说,那个值得我倾注热情的“真问题”又是什么呢?
这个困惑在大三那年有了回应。我的母亲曾作为市派“驻村第一书记”前往日照市东港区刘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驻村后,她全身心扎进刘村的大事小情中,并经常带我进村走访、慰问和调研。两年间,刘村从一个远近闻名的集体经济薄弱村和党建涣散村,变成了修筑起新道路、新村委大院和百亩茶园的“幸福村”。走访期间,老党员刘大爷握住母亲的手说道:“刘村人感谢你,盖起大院、竖起国旗,把村口‘为人民服务’的大红字写上,让出去打工的人回家老远就能看到村里的红旗!”
那一刻,一个“真问题”在我心中徐徐浮现:在浩浩荡荡的驻村帮扶实践中,作为“外来者”的驻村工作者,是怎样融入乡土社会的?
怀揣着这股好奇与关切,2024年11月至2025年5月间,我先后三次重返刘村开展田野调查。我在村口巷尾、田间地头同老乡攀谈,尽力辨识和理解鲁东村域的方言土语;我在村委大院的档案室里查阅行政资料,在会议室、党群活动室里开展深度访谈,尽力在各方叙事的互证中还原刘村驻村帮扶的真实过程……
这些真诚的探索让我对国家治理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互动逻辑有了更为真切的体悟:驻村工作者在融入村庄生活圈时,并非单纯依靠刚性制度规则和组织权威,而是在具体情境中充分利用家庭孝慈、邻里互惠等地方性伦理资源,实现“柔性嵌入”。我基于上述田野成果撰写的论文《国家何以“进村”:驻村制治理中的伦理逻辑》在多场学术论坛中获奖,并在中国社会学年会等全国性权威会议上宣读。这激励着我更加踏实地在村治研究领域继续深入探索。
回看这些年,我从一个对社会学只有朦胧感知的少年,成长为即将迈入清华园、继续求索学问之道的青年。山大给予我的远非一张漂亮的成绩单或一纸学位证书,而是“学无止境”的治学气度和“气有浩然”的人格韧度,也是“爱智乐群”的情志飞扬与“弘德修远”的久久为功。
社科何为?答案或许就藏在那片乡土与麦浪之间,藏在每位基层群众平凡而深沉的生命叙事深处,也藏在每场“行行重行行,碌碌未敢休”的学术行走之中。而我,将继续在这条大道上与师友偕行、同社会共舞,惟日孜孜,无敢逸豫。
周子龙,山东大学2022级本科生,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会员。聚焦乡村治理研究,独作论文被中国社会学年会等16场专业权威会议录用,曾依托共青团中央“知行计划”、联合国“Movers4Climate”等平台开展乡村支教调研2次。本科期间,连续两年获得国家奖学金,并获得山东大学校长奖(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