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笑谈文风

1958年2月，我有幸拜望老舍先生。

文联大楼的对面，是灯市西口，再往里，是丰富胡同19号，老舍的寓所。

老舍安步当车，来来往往，到文联大楼开会或看演出，我常常遇见。

文联小礼堂看演出，老舍紧靠舞台对面的后壁，双手固定在拐棍上，聚精会神。观看秦腔《三滴血》，看到糊涂官晋信书“滴血认亲”时，满面含笑。问他对我们秦腔的印象，他连声叫好，“不就是鲁迅题写的‘古调独弹’吗？我喜欢。”老舍随和，微笑永远挂在脸上，是个能让你亲近的小老头。

进得家门，满院子的花儿，像是要迎上来围观客人似的。进到客厅，仍然是花的世界。老舍便谈起花儿来，说你们是办报纸的，报纸的副刊就是一束束花，是正餐之前的拼盘，正餐上来之前先上拼盘，一菜一个样儿，边吃边喝边聊，引人入胜。他接着说,副刊以杂文为主，杂文也是花儿，五颜六色，笔法要多样、严肃，又活泼。

难怪老舍正面墙上悬挂着他自己作的对联：“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年心愿半庭花。”

谈到《茶馆》，我说，《茶馆》彩排，聚讼纷纭，包括领导人之间，褒贬相去甚远，也有主张禁演的，理由是《茶馆》为封建社会唱挽歌，遗老遗少满台飞，没有什么进步意义。而我们《文艺报》就特别喜欢《茶馆》。我谈起张光年当时对我们说的：“《茶馆》？好剧本啊！单看《茶馆》的语言文风，就很绝，声声入耳，全身舒坦，什么‘大英帝国的香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福气不小吧’，什么‘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什么‘看多么邪门，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动了’。”难怪李健吾说：“老舍真厉害，用的是最简练的语言，最简练的动作！”陈白尘说：“全剧3万字，写了50年，70多个人物，精练的程度真是惊人！”

说到语言精练，老舍兴致来了，热情高涨，说：“侯宝林的相声倡导普通话，主张说话干脆、流利、有味儿。”说着说着，学将起来：

“三轮！”

“去哪？”

“东单！”

“五毛！”

“三毛！”

“四毛，多了不要！”

“站住，拉了！”

老舍说：“要为人民服务，就得说人民的话，写出来人民看得懂，爱看。侯宝林讽刺早期电影里的国语对白——‘天哪，你让我怎么办哪！’‘好啰，好啰，我已经知道你的心理，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你的要求！’”他又说：“在苏联回国的告别宴会上，一定让我讲话，我说我是家里最落后的人，拿俄语来说，孩子们全会，就我不会，他们笑我，我只好说我是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的副会长，这下子才恢复了父亲的尊严。后来人家上台拥抱我。如果我上去说为什么什么而斗争，人家不能不鼓掌，但多少有点‘鼓’不由衷吧！”

（摘自2017年4月21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