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善：古人教子的一项核心议题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用良好家教家风涵育道德品行”的要求，其重要目标是“让美德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少不了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中的这句著名箴言，道出了积德行善对家族血脉赓续与文化传承的深远意义。家训作为传统中国家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千百年来将“善”的理念融入世代家风，从古圣先贤教子到文人仕夫治家，“积善”始终是传统中国家庭教育中的一项核心议题。它不仅是长辈对后辈的谆谆教诲，更是家族安身立命、绵延兴旺的文化密码，在今天依旧能为家风建设注入温暖力量。

善心催生善言，善言促成善行，古代圣贤莫不是大善之人。儒家“元圣”周公教子以善，这里举两个例子。在曲阜周公庙内，矗立着一块名曰“金人铭”的石碑。据传，这是周公对即将赴鲁国担任国君的儿子伯禽所讲的一番话。碑文中有“天道无亲，而能下人”之语。周公告诫伯禽，上天原本对人一视同仁，只把福报赐给那些顺应天道、乐善好施之人。后来，此语被《道德经》改造后引用，以致我们常以为老子乃其原创。

《论语》原本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典籍，但编纂者却破例收录了周公教子的一句话：“君子不施（弛）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周公提醒儿子，要善待周围的亲人和部属，切莫苛责他人。可以推断，此语应得到孔子的高度赞誉。否则，他的传人也不可能将其安排到孔门言行录中。

早期儒家典范人物莫不强调以小善积大德。孔子把“大人之学”的最高境界描述为“止于至善”（《大学》），孟子把君子的最高品德归纳为“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直接在学习理论中提出“积德行善”（《荀子·劝学》）的实践原则。

据萧统所撰《陶渊明传》记载，陶渊明在担任彭泽县令时，曾为儿子派去一个仆人。他致信给儿子，其中写道：“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全梁文》）陶渊明提醒儿子，虽然这个仆人从事苦力，地位低下，但要善待他，他也是有父有母的孩子。渊明善心，由此可见一斑。

据《庭帷杂录》记载，袁了凡的祖父袁祥和父亲袁仁都是宅心仁厚之人，他们如陶渊明一般，特别关爱奴仆。袁祥曾偷偷对老伴讲，遇到僮仆犯错该打时，自己便执杖拿出要教训他的架势，这时候，老伴就抓紧上前阻拦。夫妇二人，一人唱“黑脸”，一人唱“红脸”，既教训了僮仆，又避免了他们受刑。袁仁受父亲的影响，一辈子不曾责骂过自家奴仆。

古人在教导自家子弟时，多以“做好人”劝勉之。郑板桥老来得子，后将儿子托付给堂弟郑墨照顾。他致信提醒郑墨，自己儿子将来能否做官尚为小事，第一等要事是“明理做个好人”。（《郑板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国藩在写给堂侄曾纪寿的书信中提醒道：“宜立志多读古书，立志作一好人。”（《曾国藩手书家训》，雷树德编，中国文史出版社）胡适在写给儿子的诗中有言道：“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堂堂好男儿，莫作自了汉。”（《人生有何意义》，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自了汉”即只顾自己利益的自私鬼，而“堂堂的人”则是在涵养自身品德的基础上，肯为他人服务的人。

“积善”还离不开两个重要前提，那便是“称善”和“交善”，二者共同对应着“见贤思齐”和“择善而从”。首先，人不应吝啬对他人善行的赞美，要知道，他人之善无法掩盖我们自身之善，如《呻吟语》所言，“称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其次，人要主动结交善人，接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如《颜氏家训》所言：“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

当然，立训本身的教育示范意义，也是至关重要的，古人早就明白“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伟大人物往往一生坦荡光明、德高心善。王阳明临终前为弟子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八个字，这已家喻户晓。而苏轼临终遗言，同样令人感佩。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载，在苏轼即将离世前，诸子守护在他身边。苏轼对他们讲：“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他告诉儿子，自己一生为善，死后必不会坠入黑暗中，无须因自己的离去而哭泣。诸子又问父亲如何安排后事，苏轼则未回答。不久，这颗有趣而良善的心停止了跳动。

有人问著名学者周国平先生：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他回答：“两个东西最重要——生命和灵魂，要让生命单纯而善良，让灵魂丰富而高贵。”（《人生答案之书》，山东文艺出版社）可见，让生命趋于善良乃是古往今来亘古未变的“天理”，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作者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