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有“意”更美好

不知不觉间，我从事教育工作近30个年头了，从事班级管理工作也有25年了。教育教学中，教师可能会遇到很多突发事件、各种难题，比如有的学生固执己见，个别家长不讲理，甚至是同事的不理解，等等。其实，要想教育教学工作做得游刃有余，教师需成为有“情”有“意”的人。

那是一个周二下午，我正在邻班上语文课，我班班长大伟突然把我从教室里喊出来，告诉我：小松不知什么原因吐了一地。安排好正在上课的这个班级的学生后，我忙回到我们班，看见小松还有要吐的迹象。我问他：“你中午吃什么了？”他说：“我只吃了两个从家里带来的西红柿。”我看到小松的脸上都是汗水，觉得他可能是胃疼。

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作为一名班主任，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小松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与年迈的祖母相依为命。

情况紧急，我来不及多想。我骑上摩托车，让班长抱着小松，我们朝镇人民医院飞驰而去。到了医院后，医生给他做了简单的检查，建议我马上去县医院，因为乡镇医院没有做胃镜的设备，没法处理。我们只好搭乘一辆柴油三轮车，急忙赶到了县人民医院。

小松刚下车就疼得哇哇大叫，并且在地上打滚，说自己肚子里好像装着一个火球。我心急如焚，急得浑身都是汗。班长缴完费后，我们两个人把小松抬到了胃镜室。很快，胃镜室的大夫招呼我过去签字，说小松是胃穿孔，需要马上动手术。

那一刻，我犹豫了。小松的父母都没在家，但若监护人不签字，医生就不能动手术。孩子的生命等不起，每一秒都是煎熬。我深吸一口气，拿起笔，义无反顾地签了字，接着又联系了在县城工作的一个亲戚，让他送来了2000元现金。孩子的手术终于可以做了。

这件事让我明白，教育从来不只是课堂上的事。当意外来临时，教师的第一反应往往决定着孩子的命运。而这种毫不犹豫的担当，正是有“意”的体现。

小松的事让我懂得了担当的分量，另一件事则让我重新思考了教育的深度。

几年前的一个秋天，六年级学生刚开学不久。周五最后一节是班会课，我计划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于是，对着座次表，我开始提问。

第一个回答问题的是女生小瑞。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家长平常对她十分溺爱。她说：“我现在的理想就是躺在床上玩手机，最高理想就是躺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玩手机。”

我听完后，简直震塌了“三观”。我接着问：“你天天玩手机，谁挣钱给你花？手机不缴费行吗？空调没有电能工作吗？这些费用谁来出？”“当然是父母出。”“那你将来怎么办？”“我找个男孩嫁给他，他管我吃喝拉撒一辈子。等我老了，我的儿女会管我，我一辈子也不用干什么了。”我接着问：“当你的父母老了，如果生病了，你没有钱，谁来管呢？”“我丈夫管。”“法律上有规定，你丈夫没有赡养你父母的义务。如果你丈夫不管你父母，你怎么办？”“那我和他离婚，再去找一个。”

那一刻，教室里很安静。我看见小瑞的眼睛里没有叛逆，只有一种被宠溺出来的天真——她是真的这么认为的。

我没有生气，而是继续问：“当你父母老了，你难道要让他们无依无靠吗？俗话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靠别人、靠祖宗的，都不是好汉。”这时，她不说话了。我接着说：“青少年时期是人生奋斗的黄金阶段。如果你在这个阶段不努力学习，学不到真本领，将来走上社会很可能一事无成。”

接着，我提问了另一个男同学大壮。大壮说：“我的最高理想是考上大学后当一名医生。”因为，他的爷爷常年吃药，经常住院，有时看见爷爷憋得脸通红、满头大汗，他总感到无能为力。他决心今后考上大学，当一名医生，为病人减轻痛苦。我及时表扬了大壮。

两相对比，我陷入了深思。小瑞的回答看似荒唐，实则折射出家庭教育中爱的错位——溺爱不是爱，而是剥夺了孩子面对真实世界的能力。而大壮的回答，则让我看到了苦难如何转化为责任，责任如何催生理想。

我没有在课堂上批评小瑞，而是在课后找她聊天。我问她：“你觉得老师今天在课堂上说的话有道理吗？”她低着头，小声说：“有道理，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我说：“那就从今天开始，去找自己能干的事。先从整理自己的书包开始，可以吗？”她点了点头。

一周后，小瑞的妈妈给我打电话，说孩子回家后主动收拾自己的房间，还问妈妈：“我能帮你做什么？”我听了后很欣慰——教育的种子，只要种下了，总会发芽。

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如雀跃无忌的溪水，时而清澈见底，时而泥沙俱下。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处在形成期，像一团可塑的黏土，既可以捏成精致的器皿，又可能在任意的揉搓中变形。作为教师，我们的职责不是简单地纠正他们的“错误答案”，而是要成为那引导溪水流向大海的河床，成为那塑造黏土的匠人之手。

这需要“情”——发自内心地爱每名学生，无论他们说出怎样令人震惊的话；这需要“意”——坚定地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每次对话、每次引导都不会白费。真正的教育是既有担当之“意”，又有仁爱之“情”，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日常教学中润物无声。

我想，这些就是教育的美好所在。

（作者单位系临沭县郑山街道中心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