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训中的政德教育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源远流长，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蕴藏着诸多涉及政治文明建设的真知灼见，其中不乏关于为政之德的深刻阐释。

在传统社会中，出仕为官是人们践行济世之志的主要途径，在“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下，家庭教育中始终贯穿着对执政为民的劝勉与教导。翻阅史料，我们便可发现，古代家训中留存着大量关于涵育为政之德的精辟论述，这些内容不失为承继传统为官规范、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精神资源。

古代家训中政德观内涵丰富，而“清慎勤”三字始终是其核心要义。“清”指清廉、清正、清白，强调公私分明、立身干净、行事坦荡；“慎”为慎独、慎言、慎行，倡导三思后行、严守边界、稳住心性；“勤”即勤学、勤政、勤俭，推崇精进不怠、躬身实干、务实担当。这“三字官箴”，明确为古代官员划定了行动标尺——清以修身，应当如止水般澄澈；慎以处世，应当如履冰般谨严；勤以兴业，应当如耕夫般勤勉。

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官箴之一，“清慎勤”是传统社会关于为政之德的最凝练的表达，而家训则成为这一价值理念传播普及的主要载体之一。论及来源，这三个字最早可追溯至三国时期。据裴松之注《三国志》记载，魏国大臣李秉将其写入《家诫》，而这一观点实则出自晋朝创立者之一司马昭的口中。司马昭曾对臣下直言：“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陪侍侧旁的李秉深感此言非凡，铭记于心并纳入家训，让这一为官准则得以首次以家训形式留存。

宋代吕本中出身官宦世家，曾悉心整理家族先辈的为官经验，著成《官箴》，开篇即言：“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此书最初便是为家族中的为官子弟制定的行为准则，属于典型的家训体著作。因司马昭的历史形象存有争议，故而后人再提及这“三字官箴”时，多将其溯源至吕本中那里。

宋代之后，“清慎勤”成为全社会公认的官德规范，全面融入文人士大夫的家庭教育体系中。明朝宜兴知县何鉴常书写此三字赠予儿子，以此作为其为官戒尺；潘洪亦用此三字提醒担任无为州节判的儿子，其孙更把这份叮咛称作家族世代恪守的家法。

到了清代，多位帝王都对“清慎勤”推崇备至，他们或亲笔书写以自勉，或赐赠群臣以寄期许。康熙皇帝便常把这三个字的墨宝赐给大臣，清早期名臣陈廷敬、王士禛受赐后，将其纳入本族家训。陈廷敬在写给儿子的《手镜录》中，还对三字作出了具体阐释：“无暮夜枉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勤也。”

晚清重臣曾国藩是忠实践行“清慎勤”的典范，他在家书中多次阐释为政之德，自觉把儒学、理学的核心理念融入家庭教育。他提出“自概之道”的修身哲学，认为其核心仍不离“清慎勤”三字；曾氏同时认为，三字偏于形而上，遂将其调整为“廉谦劳”，其中，“廉”替代“清”，“谦”替代“慎”，“劳”替代“勤”，直言这般修改“尤为明切，确有可下手之处”。在《曾国藩家书》中，关于政德观以及与此相关的处世观之阐释随处可见。

谈及“清”与“廉”，曾氏直言30岁时便立下准则，说道：“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对当时带兵将领的贪腐之风，曾氏虽无力禁绝，却始终坚守“我身不苟取”的底线。曾氏清廉自守的品行在当时为人所知，但他并不希望留下清廉之名，更不会刻意求之，认为那样将“折福”。

谈及“慎”与“谦”，他身居高位却愈发谨严，坦言处世“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并强调要“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甚至在安排次子接家眷时，特意叮嘱不可挂大帅字旗、不可惊动地方长官，力求低调谦谨。

至于“勤”与“劳”，同样也是曾氏一生所坚守的美德。他曾向夫人坦言，“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唯有坚守勤俭耕读，才能让家族长久兴旺。他还叮嘱家中女眷，要勤学烧茶煮菜之事，杜绝懒惰之风。他曾在家书中多次表达类似意思：“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古代家训中对“清慎勤”的诠释与坚守，为当今青少年品德教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启发——“清”引导他们从小树立正直、廉洁、坚守底线的观念；“慎”帮助他们养成言行有度、严谨自律、自我管理的习惯；“勤”则激励他们专注学习、热爱劳动、笃行务实。立足新时代，我们要自觉把“清慎勤”的理念转化为立德树人的具体实践，引导青少年逐渐成长为明是非、能自省、有担当的时代新人，真正肩负起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使命与担当。

（作者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