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戏剧为媒，观师者崇高之美

刘聪：文学博士、编剧，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教师影像研究中心主任。王鹏/摄

“我问一道光，能否穿透百年的风霜？我问一粒种，怎样长成参天的模样？我手持这盏灯火，走过长夜苍茫……我问晓庄，问南开，问那大山，问北疆，三尺讲台，为何连着万里山河雄壮？”

这是曲阜师范大学原创大师剧《问》的主题曲，也是整部剧的灵魂所在。历经8个月的创排和公演，这首歌回荡在校园的每个角落，也深深烙印在每名参与者和观众的心中。

曲阜师范大学坐落于孔子故里，是教育部首批师德师风建设基地，校内建有全国唯一的中国教师博物馆。以教育家精神育人，是学校的使命，也是每个曲师人的自觉担当。当我们的主创团队创排大师剧《问》时，心中不仅有创作的热忱，更有以师德师风育人的责任感。

我们以戏剧舞台为审美载体，走近张伯苓、陶行知、黄大年、张桂梅四位师者，以他们熠熠生辉的崇高人格为审美内核，在台前幕后全流程沉浸式体验中，完成对创作者和观演者的美育浸润，帮助师生涵养人格之美、精神之美和生命境界之美。

戏剧艺术：在“生命现场”开展的美育实践

戏剧是一种生命现场的艺术。影像可以复制，文字可以反复翻阅，唯有剧场里“此时此地”的相遇无可复刻 ——台上人的呼吸、落泪、挣扎，台下人的沉默、动容、沉思，同处一方真实时空，完成灵魂与灵魂、面对面的对望。这是所有屏幕媒介永远无法替代的美育力量。台上台下生成一种共情共振的审美场域，联结成为一个审美共同体、生命共同体。

为了让这个“生命现场”更加真实可感，编剧团队没有平铺直叙罗列四位教育家的生平事迹，而是遵从戏剧创作规律，依托史料，搭建充满张力的戏剧情境，也就是把人物推进两难选择的困境。比如，陶行知面对督学让他以放弃民主立场为条件换取一纸复校批文时，他会怎么做？黄大年在自己的生命进入倒计时，可学生的学业前途还未有着落，他是选择静养延续生命，还是争分夺秒燃烧最后的光热？困境与抉择，既是戏剧冲突的核心，也是教育家人格光辉最耀眼的时刻。真正打动人的，并不是人物的荣誉徽章，而是在困境面前，他们如何选择、如何承担、如何超越自我。观众在观看这些选择时，不是被动接受教育，而是与角色一同经历灵魂的拷问。

导演对舞台的沉浸感设计同样服务于“生命现场”感这一目标。在《张伯苓》一剧中，南开大学毕业生从观众席中起立，在一步步走上舞台的过程中，带领观众一同进入张伯苓的生命现场。这种打破“第四堵墙”的调度，在张桂梅一剧中产生了更强大的情感冲击力。当华坪女高的学生们从观众席深处跑向张桂梅，向她汇报自己的成长，所有的观众都成了这场生命接力赛的见证者与参与者。那一刻，台上台下的界限消融，呼吸同频，泪光交汇。

这种充满“生命现场”感的审美体验，让美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流淌在血脉与泪水中的真实感动。

师者光辉：在艰难的选择中彰显人格之美

美育的终极落点是人格之美。教育家精神之所以具有感染力，在于他们在人生关键节点所作出的超越个人得失的选择。这些选择表面上看非常残酷，实际上是把国家、教育和大众的利益一并纳入衡量，因而遵循着更完整、更深层的人间情理。真正造就教育家精神的，正是这样的抉择。

张伯苓走的是教育救国之路。日寇炮火之下，南开校园化为废墟，但他坚持“军事守土，教育铸魂”的信念，用“南开南开，越难越开”的精神为民族铸魂。这种坚守，彰显了教育工作者最深沉的家国情怀——他深知，一个民族只有精神不死，国家才有希望。陶行知同样如此。他本可以接受督学的条件，以放弃民主立场为条件，换取晓庄师范学校复校的批文，但这违背他“千教万教教人求真”的信念。他宁愿学校继续被封，也不愿在教育中掺入一丝虚伪。这种固执，是教育工作者最可贵的风骨——他守护的不是一所学校，而是教育的灵魂与尊严。黄大年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时刻，选择为学生上最后一课，他问学生：“我们凭什么做不到世界一流？是国家需求不紧迫？还是我们不努力、不拼命？”他深知，留给自己的时间越短，越要把最炽热的信念种进学生心里。这些艰难的选择，恰恰是教育家精神最动人的注脚——他们用生命践行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古老箴言。在外人眼中，张桂梅倾尽所有帮扶素不相识的大山女孩太傻太天真，可她那句“这喇叭一响啊，女娃们就有了主心骨”，让我们看到一位教育工作者心底对生命的悲悯与责任，对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坚守。

四位教育家跨越不同年代，却共同呈现了一种精神高度：当一个人不再只用个人得失衡量人生，而是愿意回应更大的责任、更广阔的人群和更长远的未来，生命便拥有了崇高的光芒。

美育浸润：在创排、观演全过程中实现心灵共振

戏剧美育依托“生命共在”的特质，以故事、光影、共情层层包裹所有参与者，不必刻意宣讲，只在潜移默化间完成心灵洗礼，浸润贯穿剧本创作、排练演绎、剧场观演全部生命现场。因此，《问》的美育价值，并不只发生在舞台展演的80分钟，更发生在创排、观演的全过程。

对编剧团队而言，剧本创作本就是一场精神追寻。我们查阅史料，走进人物内心世界，解读教育家精神的密码。因为只有当创作者真正被人物精神打动，作品才能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张桂梅的执行编剧杨稳稳说：“很多人是在别人开辟出来的道路上行走，张桂梅为帮助大山女孩，创办免费女子高中，是在无路之处硬生生踏出一条路。这种勇敢对我的触动很大，也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

对导演、演员和幕后工作人员而言，排练过程是一场角色体验和人格成长。导演张建华要求演员不是“扮演”教育家，而是在具体的戏剧情境中体会教育家们的选择，感受他们的生命光辉；在排练过程中，对全体演员都以剧中人物的名字称呼，帮助他们与角色融为一体。《问》的演职人员是全素人阵容，由全校十几个学院的师生组成。饰演老年张桂梅的是外国语学院高歌教授，每次排练她都热泪盈眶，因为张桂梅身上有她感同身受的教育情怀与坚守。执行导演、文学院大三学生韩伊鑫说：“这部剧对我影响非常大，教育家们以自己的坚持真的做成了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业，这给了我巨大的信心去坚持自己的信念。”音乐学院大二学生秦艺芳在张伯苓一幕中扮演没有姓名、没有台词的记者。8个月后，她在朋友圈写道：“我不是在扮演一名记者，而是那个激荡年代里真实的追问者和记录者。大师的精神已化作星光，留在我的生命里。”幕后工作人员也在准备一件道具、布置一束灯光中寻找理解人物精神的入口。陶行知一幕需要一纸最终会被撕掉的声明书，负责道具的文学院大一学生孙双宝依照民国时期政府公文的样式，从字体、纸张到行文都做得一丝不苟，他说：“这是对陶行知先生教育理念的尊重与致敬。”

对观众而言，观演过程更是一场灵魂的对话。当灯光暗下，舞台上的教育家与台下的观众悄然共振，观众在戏剧的时空中与大师相遇，在角色的命运里照见自己的影子。那些关于理想、坚守与抉择的瞬间，便悄然叩击着每个人的心扉。新泰市教研员刘玉洁说：“我觉得，我的灵魂受到了洗礼。我真的相信教育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我有信心重新出发了。”

《问》在8个月创排过程中，全校十几个学院近200名师生参与其中，完成3次公演，师生观演人数达1000多人。这是大家共同完成的校园戏剧美育实践。

以美铸心：涵养心怀山海的健全人格

当代青年面对学业、就业和发展的压力，容易陷入对个人得失的过度关注。《问》试图通过戏剧审美，让青年看到另一种生命状态：真正完整的人生，不是在“小我”与“大我”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与时代、社会和他人建立深刻联系。

为了实现这种以美铸心的教育目标，《问》以“问”为核心创意，特意采用双向叩问的对话形式：青年发问，先辈以问作答。饰演当代大学生的小嘉从观众席向教育家们发问：“我们忙于考公、考研、刷简历，可为什么感受不到生命充盈的幸福？”教育家们不是高台教化的答案输出者，而是以问的形式，唤醒当代人灵魂。张伯苓问：“你愿意中国好吗？”陶行知问：“你的道德有没有进步？”黄大年问：“我们凭什么做不到世界一流？”张桂梅问：“你看见大山女孩了吗？”这些叩问向人们呈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在“小我”的焦虑之外，还应当回应“大我”的召唤。

“大我”人格是中华美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大学》中“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人格理想，它强调个体与集体、个人与家国的有机统一。《问》中四位教育家饱满的生命张力，正是这种超越性人格的具象化，他们的人格光辉将照亮青年前行的道路。

大师剧《问》从创作到公演，是一次以戏剧为媒介的美育实践。我们试图通过艺术形式，让教育家精神从纸面文字走向生命体验，从精神理念转化为审美感受。希望当灯光熄灭，人们走出剧场时，心中能留下一个问号，一个关于“我该成为怎样的人”的追问。当他们未来面对人生选择时，也许会想起那方共享的生命现场里，那些放下一己悲欢、奔赴苍生的身影，由此发展出平衡“小我”与“大我”的健全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