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错题本”意识

每到开学，老师经常会让学生准备一个“错题本”。这是非常好的做法，只要坚持下来，学生必然获益。鲜为人知的是，其实孔子也有“错题本”意识。

学生有作业，古代帝王也有“作业”——就是他们所谓的功业。很久之前，我国就有专门的史官，负责记录帝王活动及重大事件。鲁国的史料称为《春秋》（其实所记内容并不局限于鲁国），存世版本是经孔子整理修订的。

孔子为什么要重新修订鲁国史书呢？估计是对史官记录的“国君作业”不太满意。他们日常记录的内容很多，哪些该放到史书上，哪些不该放，要有一个清晰的标准，否则就成了史料堆砌。从修订后的《春秋》来看，孔子确定的第一个标准是事情是否重大，其次是有无价值、意义。这两个标准都容易理解。还有一个标准，就比较独特了：国君或者政府官员做错的事情，比如违反制度、不符合礼节等，也要“记录在案”，予以保留。

所以，如果《春秋》中出现了一个“例行公事”的事件（原本不必放在史书上），往往是因为某个环节出了差错。比如，鲁桓公五年，鲁国举行“大雩”，即大规模的求雨祭祀活动。古人经常举行祭祀活动，为什么这次要记入史书？因为祭祀的时间弄错了。又如，“（鲁桓公）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周桓王派大臣家父到鲁国，要求鲁国向周王进贡车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礼节，故而“荣登史书，以儆效尤”。《左传》解释说“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诸侯不能向天子进贡车辆和衣服，天子不能向诸侯索取财物——除非诸侯主动进贡。

类似的例子在《春秋》中屡见不鲜，相当于开了一个“错题本”栏目。为什么要这么做？原因和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一样，是让帝王、君主、官员引以为鉴，避免再犯类似错误。

然而，统治者们领情吗？如果你是老师，回忆一下你第一次让学生准备“错题本”的情景，或者第一次检查“错题本”时学生的表情，就可以了。帝王们会对孔子说：“哼哼！哼……很好！”

其实，无论帝王、学生还是咱们自己，内心都差不多：不喜欢差错、回避差错。差错滚得远远的，或者永不出现——如此最好。所以不管孔子还是要求准备“错题本”的老师，干的都是“费力不讨好”的活儿。

孔子内心大概也不喜欢犯错，但他对差错、失误的态度，十分科学。他对子路，不就如此吗？子路在拜师之前几乎就是一个“街溜子”，甚至曾经“陵暴孔子”。对他的错误，孔子不是回避，而是接纳他，帮其修正。

对自己的错误呢？孔子不是天生的圣人，也会犯错。他的态度很明确，如同他对颜回的评价——“不贰过”一样，犯错不可怕，改正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可以了。其实，所有的“错题本”封面上，都可以写下“不贰过”三个字——这也是建立“错题本”的目的。

差错到底是什么？如何科学地看待错误？美国学者凯瑟琳·舒尔茨说出了一个我们经常熟视无睹的真相：一般情况下，只有“动”了才会“错”，“不动”就不会错。

舒尔茨研究了error（错误）一词的来源，发现它最初源于拉丁语动词errare，意为“漫步”，由errare又衍生出英语单词erratic（飘忽不定的），最后衍生出了error一词。也就是说，从词源上看，错误的本义里就有了“动”的意思。

这一理念放在学生身上也十分贴切：不做题，就永远不会有错题；出错的前提，是你做了。这样理解，一切就顺畅起来：差错，是行动中一个必要的过程；而进步，往往产生在对错误的不断修正之中。

同样，孔子在编纂《春秋》时把国君和政府官员做错的事情保留下来，目的不是“揭丑”，而是供后世借鉴，防止再犯。但他说得不直白，历代帝王真正懂他的不多；只有个别“尖子生”听懂了，比如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对待差错的态度很科学，不怕别人挑错、挑刺儿，赢得了“善于纳谏”的好名声。不能说孔子对李世民的影响有多大，但至少可以这么说：孔子的“春秋错题本”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生态，让李世民这样的政治家对差错有了更科学的认识。

教学也是如此。“错题本”是个好东西，但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让学生对差错有一个正确、科学的态度。没有这个态度，厌恶差错就会适得其反、南辕北辙。有些学生的“错题本”成了摆设，这是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