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向阳次第开

从教第十四年，我才敢说自己稍稍摸到了教育的门。

刚走上讲台那几年，我满脑子都是“好学生”的模样——守纪律、爱举手、作业字迹工整。谁符合这个标准，我就把目光和表扬送给谁。那会儿带初一，班上有个叫小浩的男孩，个子不高，坐在最后一排，嘴比脑子快，作业本上常常是空白的。任课教师一提到他就皱眉，说他在课堂上的小动作能写满一黑板。一次放学后，几名低年级学生堵在办公室门口向我告状，说小浩在路口向他们要零花钱。我一听，脑子里“嗡”的一下——这可不是调皮这么简单了，必须叫家长。

电话打了3遍，小浩的父亲才接听，听筒那头传来机器的轰鸣声。他的父亲在镇上做电焊工，匆匆说了句“老师您费心，我实在管不了”就挂了电话。放下电话，我心里也堵。这孩子缺失的，不只是一次谈话，而是日常里应有的那份“被看见”。

我没有急着批评。小浩再来上课时，我开始留意他——课上爱接话，我就顺着他的话头，把问题抛回去让他回答，他答对时，我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一句；课间爱起哄，我就让他帮我发作业本、递粉笔；放学后，我每周找他谈一次，不谈成绩，只聊他在干什么、想什么。半年下来，他没再犯要钱的事，作业也能交上来七八成。两年后，他毕业，我送他走出校门。他说：“老师，我以后不会让您操心了。”我笑了，心里其实没底。

去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后骑电动车回家。半路上，轮胎扎了钉子，我推着车在路灯下犯难。这时，一个穿汽修工装的小伙子停下三轮车，蹲下来三下五除二帮我补好了胎。我抬头说“谢谢”，借着路灯看见他脸上的油污和一条从眉角划过的伤疤。我愣了一下——是小浩。他也认出了我，搓着手上的黑油，笑着说：“老师，我当年真浑。”如今，他在县城开了家修车铺，娶了媳妇，孩子刚会走路。我看着他熟练地收拾工具，忽然觉得：当年那名让人头疼的学生既没有走歪，也没有掉队，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扎下了根。

从教的年头越长，我越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每个孩子身上，都藏着他独有的那粒种子。教师要做的，不是替种子选方向，而是在它抽芽的时候，蹲下来，认一认它。

还有一个叫小宇的男孩，从初一到初三他都坐在靠墙的角落里。他成绩平平，话不多，作业常常拖到放学才交齐。我找他谈话，他低着头，眼皮都不抬。我一开始以为他是“青春期叛逆”，后来翻开他的作业本，发现他画在草稿纸边角上的小画——一棵树、一只猫、几片云，笔触稚嫩却很有味道。一次美术课后，我特意走过去看了一眼他正在画的一张速描，犹豫了一下，开了口：“小宇，老师觉得你画得真好！你能把这张画送给我吗？”他没有说话。但那天放学，他第一次主动留下来，把那张画递到我手里，眼睛里闪着亮光。

我开始在班里给他机会：黑板报由他牵头办，留一块班级文化墙给他，元旦晚会让他负责海报。慢慢地，他在课堂上抬头的次数多了起来，作业不再拖拉，期末还获得了学校绘画比赛一等奖。毕业时，他来找我，说他想考美术学院，家里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选择支持他。去年，他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他考上了省里的师范院校，学美术教育。

我教书十多年，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回头再看自己的同窗好友，竟也是一样的道理。高三时稳居年级第一的同窗，一路念到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考取选调生，去了广西的乡镇；初中时一个爱打抱不平的同学，如今是县里小有口碑的建材商，生意做得平稳；一个从小喜欢踢足球的发小，没当成职业球员，如今在工厂里上班，周末照旧泡在球场上。他们没有谁比谁成功，只是各走各的路，各开各的花。

再看看身边更多普通劳动者。有人穿上白大褂，在乡镇卫生院一守就是20年；有人守着一家小小的早餐铺，天不亮就起来磨豆浆；有人在田间地头搞农业合作社，一干十几年，把一片盐碱地种成了果园。每种生活，都有自己的难，也都有自己的甜。

教育的难，不在于教不会，而在于肯不肯等。有些花开得早，迎春、玉兰，惊蛰一过就开满枝；有些花开得晚，栀子、桂花、晚菊，要等到夏末甚至深秋才绽放。可只要它扎下根、向着阳光，到了它自己的时节，一定会开。

我们做教师的，不必替每粒种子焦虑花期，不必把每片叶子都修剪成同一个形状。守住一份耐心，怀揣一份敬畏，给每粒种子需要的阳光、雨露和时间，相信它会按自己的方式，长成它该长成的样子。

（作者单位系阳信县教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