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年是一条隐形的松紧绳，挂在我与大西北的身上。

西北的年，必不可少的是火。大人们不让小孩玩明火，小孩子手里就只有火星——平日里单脚插在香炉里的香。这点星光从晚上亮到白天，在孩子们手里被悉心看护着，一刻也不得熄。有时候，心急的孩子鼓着腮帮吹气，燃亮了别人却“牺牲”了自己，难免引来一阵鸡飞狗跳。

终于挨到了放“炮仗”时刻，女孩和男孩自然地分成两拨儿。女孩子胆小，只能“放花”，她们也叫也闹也嚷也笑，男孩子们就常常觉得无聊；烟花微雨如尘，纷而无措，女孩子们却想方设法让它们交汇、缠绕，仿佛这样就求得了年的圆善。

男孩子的“炮仗”可谓包罗万象，但心仪的总是那几种。我和表哥喜欢的是一枚白色“火箭”，那时候刚刚习得“西部牛仔”的说法，觉得这样的“火箭”是标配。表哥极有耐心，严守大人们的安全嘱咐，用纤细的线香去引燃同样纤细的火捻。只是当他每次挪着笨拙的身体，探出臂膊，像钓鱼一样够向目标，还常常拿捏不准时，我们就在身后“唉唉”地叹息，感觉过了很长时间。即便最后“火箭”升空爆燃，大家的兴致也已经扫了大半。

我耐不住这样的迟慢，偷偷从家里带了打火机出来，许是有些怕，动作僵直，空靠一腔勇气扎过去，不承想，直接点到了“火箭”里的火药！顷刻，“火箭”无端地斜冲过来，目标竟是我后方的一个表弟。他如英雄般领受了突如其来的“打击”，只是面部表情有些狰狞。大人们过来察看，他流下了泪。只有他母亲懂得泪水的含义：新年的第一件新衣被毁坏了。

西北的年还要“挂画”。这似乎是比贴春联、剪窗花等更耐人寻味的事情。在丰盛的年夜饭中间，往往也是某个人幸运地吃到了“福饺”或者刚刚咬下第一口鱼肉的时刻，家中的长者就要搬出不知哪里来的“价值连城”的名家画作，画作的内容并不一定和“年”搭边。我就记得一幅：内容大抵是青山绿水的乡间，和尚、道士在对弈。

长大了，有些学问的孩子就纳闷这“挂画”的意义，大人这时就轻轻地使几下眼色，不让其说话。等到画作上墙、尘埃落定之后便对孩子耳语：“这是平时舍不得挂出来，就在这正月里挂一挂的画，明白了吗？”除了明白，我们这些孩子似乎也别无选择。

记忆中，西北的年除了这些常规的程式和心情，似乎还留下了一些别的意味。如今，年的门槛越来越低。回望过去，是一次美的探寻，是一份人间烟火的记录，是一种生命活力的感知，也是一回真正的年的乐趣的享受。

无论是追逐落日，还是偶遇彩虹，让我们重新去发现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