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掌纹：三十五载春风与裂缝里的光

1991年7月，我骑着自行车，穿过莒县茅埠乡的土路，车筐里装着几件换洗衣裳和一摞教案，车铃在颠簸中叮当作响。19岁的我还不懂什么是“教育情怀”，只觉得眼前那三间低矮的土坯房像一块未开垦的田，等着我去播撒种子。来到工作的第35个年头，当我站在莒县第四实验小学的讲台上回望这一路风雪与晴暖，才懂得教育的本质是把心掰成无数片，轻轻放进每个孩子的掌心。

■ 土坯房里的“家”：半间屋，半生缘

茅埠乡中心小学的宿舍是用教室隔出的半间土屋，隔墙只砌到房梁下，孩子的读书声、扫地扬起的尘土悉数涌入我的“家”。昏黄的灯光透过梁架缝隙，在用高粱秸做成的屋笆上投下摇曳的光斑。我常坐在木板床上备课，想着隔壁教室的桌椅，仿佛守着满屋沉睡的星星。

那年冬天，我用积攒的工资买了一团毛线，给孩子们织手套。他们挤在我的床上，看我手指翻飞，毛线针碰撞出细碎的声响。王兰兰把冰凉的小手贴在我脸上说：“织好了，我先戴！”后来，她给我邮寄自己手织的围巾，虽针脚歪斜却暖得“烫手”。

麦收时节，我带孩子们搓青麦粒，露水沾湿的麦穗裹着清香。赵小雅把麦粒塞进我嘴里，问我：“老师，甜不甜？”阳光照着她沾满泥巴的脸——最珍贵的课堂不在书本里，而在泥土与童真的交织中。

■ 风雪十里的诺言：车轮碾过青春辙

1992年的冬天，大雪封路，积雪没过膝盖。母亲拉住我的车把说：“等天亮后，日头出来，你再走！”我执意骑车返校。父亲把后座猛推一把，车轮轧进雪窝，像陷进棉花堆的老牛。风卷着雪片抽在脸上，睫毛结了冰霜，棉袄被汗水浸透又冻成铠甲。

十里路，我蹬着自行车浑身发颤，却想起班上最瘦小的王二柱——他总把冻裂的手藏在袖子里。昨天，他悄悄塞给我一块烤红薯并说：“老师的手也冷。”

到校时，学生正乱挥笤帚 ，王二柱用袖子擦去我眉间的冰碴：“老师变成雪娘娘啦！”我们堆的雪人戴着我的红围巾站了一冬。后来每遇大雪，我总想起学生滚雪球追我时通红的脸蛋——赤诚早把冰雪焐成了春天。

■ 深夜的一只搪瓷盆：眼泪与星光同晖

2001年，我考入莒州双语实验学校时，女儿刚满一岁半。40个住校的一年级孩子像40只离巢的雏鸟，夜夜啼哭不止。这一届学生，我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从清晨跑操到一日三餐、夜晚查寝，从穿衣服、系鞋带到洗脸、梳辫子，他们的每一声“老师”都牵动着我的心跳。那些年，我成了“双面人”——白天是40个学生的“陈妈妈”，夜晚是自家女儿“缺席”的母亲。

学生杨宁的父母忙于工作，和他相处的时间少，因此他总是夜夜抽泣：“我要妈妈……”夜里，他尿湿床铺，我端来搪瓷盆蹲在床边清洗床单，并且说：“别怕，老师在这儿。”那晚，我抱他在怀中，哼起走调的歌谣。晾衣绳上的床单在风里飘荡，像一片柔软的帆。

回家后，我看见女儿趴在爸爸怀里熟睡，爱人叹气：“别人的孩子是宝，咱闺女倒成了草。”我背身落泪——教师的仁爱，是要把母亲的心分成两半。

■ 纸条背面的春天：在裂缝里播种光

张小宝屡欠作业，家访时，他的奶奶抹着眼泪说：“他成天说要找女朋友。”在破旧的出租屋里，他啃着冷馒头，桌上摊着半包榨菜。

我没提他夹在作业本里给女生的纸条，只问：“奶奶的腿还疼吗？”他眼眶泛红了，与我拉钩约定：他每天帮奶奶盛饭、晾衣，我教他炒鸡蛋。他的作业越来越工整——孩子的心像旱田，你浇一滴水，他就还你一株苗。

测试后，我将带锁的日记本还给他：“你长大后再看会笑话自己。”他指着封面上的“小王子”说：“我想当兵，保护奶奶和您。”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笔直，像挺立的小白杨。

教师节，我收到褪色的搪瓷盆，盆里装满酸枣：“陈老师，我是消防员杨宁。这个搪瓷盆装过我的胆小，也装过我的长大。”演练时，我看他擎起冲天水柱。那不只是救险的水浪，更是守护万家灯火的赤诚。讲台上浇灌的幼苗终成栋梁，薪火相传的何止是文化星火，更是报效祖国的赤子丹心。

黄昏，我漫步在校园里。放学的孩子像群雀般掠过操场，笑声与35年前重叠。有人问我：“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我想起温暖的围巾、冰封雪路上的车辙、深夜操场的月光……

仁爱从来不是宏大的命题，它是我织进手套的每一针、与学生相伴的每个日夜、拉钩的每个约定。这些瞬间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落在未知的土壤里。而我能做的是继续弯腰播种，因为春天总是从最寒冷的裂缝里钻出来。

（作者系莒县第四实验小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