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豆黑豆到“小红花” “功过格”的当代教育启示

《了凡四训》是自20世纪初以来流行于市面上的一部著名家训，由明代文人袁了凡创作。书中包括《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个部分。或许少有人知，这四个部分并非一气呵成，也并非原出一书，几部分最早分布在了凡的不同著作之中。直到明末清初时，人们才将这些内容合订刊出。其中，《立命之学》被后人视为全书的精华。

了凡在69岁时为儿子袁天启创作了《立命之学》。在这一部分中，了凡告诉儿子，云谷禅师把“功过格”送给他，要他把今后所做的事情逐一记到上面，如果做了善事就登记一个数字，做了恶事就如实减去一个数字。在目前出版的《了凡四训》中，有的便附有“功过格”。了凡夫妇依据“功过格”，每天严格记录自己的言行，以此敦促自己及家人多多行善。今天来看，“功过格”中的具体条目或有调整、删减的必要，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其在行为激励和道德约束方面的积极意义。

往前追溯，根据史书记载，古人很早就有记录功过的做法。较早记载可见宋人叶梦得所著《避暑录话》，其中介绍了北宋名臣赵概自记功过的情况。赵概是个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平日谨言慎行，日省其身。欧阳修与他同朝为官，欧阳修遭受诽谤后，赵概上密折为其申辩，而这样的事情，欧阳修本人却并不知道。

赵概进入中年后，仍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他经常在几案上放置黄、黑两种豆子，黄豆记善，黑豆记恶，每兴一善念、做一善事，便向器皿中投入一粒黄豆，反之则投入一粒黑豆。到了晚上，分别统计黄豆和黑豆的数量。起初，黑豆多于黄豆；后来，黄豆逐渐多于黑豆。这说明，通过有意识的自我约束，赵概的德行越来越高，品行越来越好。

赵概的一碗豆子，可以被我们看作“功过格”的鼻祖。另据清人石成金的《传家宝》记载，范仲淹、苏轼等宋代大臣都有过自记功过的做法。“功过格”其实就是儒家反躬自省、三省吾身等理念的一种具象化标志，其使用者无不具有较强的道德自律和修身养性能力。这种将抽象道德转化为具体行为的实践方式，在当下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时至今天，“功过格”并未消失，它类似乡村、社区、学校、企业里推行的道德积分台账或行为评价手册。笔者在青岛下基层时发现，有的地方引入“道德银行”，实行积分兑换机制，不同数量的“道德币”可以兑换不同价格的生活用品。许多幼儿园或小学实行的“小红花”激励制度，其实也是一种“功过格”的变体。这种明德劝善、弘扬正能量的做法，对儿童道德教育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应当予以肯定。具体来讲，其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构建道德认知的具象化框架。儿童正处于道德认知发展的关键期，抽象的道德概念往往难以被其理解和内化。“小红花”制度恰可通过把道德行为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为儿童树立起是非、善恶、美丑的边界，提供可直观感知的道德框架，这对他们的“三观”培塑至关重要。

二是强化行为习惯的养成机制。儿童的行为习惯养成需要持续进行正面引导与强化，而“小红花”制度则通过每日记录和定期反馈，形成一套行为强化系统和习惯养成机制。这种机制有利于培养儿童的自我监控能力，不断增强他们的自律意识、责任意识、规矩意识。

三是培养自我反思的元认知能力。“小红花”不仅是一种行为记录工具，更是一种自我反思媒介。通过每日记录和定期复盘，儿童将逐渐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评价和反思，而这种元认知能力的培养有助于提升儿童的道德判断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从赵概的黄豆、黑豆到当代学校的“小红花”制度，从袁了凡的“功过格”到乡村、社区的“道德银行”，这种将道德行为量化的实践方式，跨越时空局限，依然焕发着时代生机。在儿童道德教育上，“功过格”不仅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化工具，更传承了“修身齐家”的中华传统智慧。这种将民族智慧与当代教育方法相结合的教育实践，为我们更好地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作者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研究员）